洛阳，位居中原战略要地，坐拥豫晋陕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亦是一座赫赫有名的古都。20世纪初，随着陇海铁路徐州至观音堂段的通车，洛阳成为该线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工人阶级队伍庞大，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系统，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剥削与压迫，革命诉求日益强烈，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地位显赫，以洛阳为根据地，企图武力统一全国。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洛阳开展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他引进游天洋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并创立了河南省首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为了争取与吴佩孚合作，李大钊曾三次前往洛阳与其会面。

一、派员宣传马克思主义至洛阳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遭受挫败之后，我国急切地寻求新的思想来指引救亡图存的斗争，同样迫切地需要新的组织来汇聚革命的力量。十月革命的炮声传遍全球，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曙光。李大钊同志首当其冲，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深入研究并广泛传播这一理论，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作，满怀激情地赞颂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并断言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号角”，坚信“未来的世界将迎来红旗飘扬的时代”，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投身其中。1920年，游天洋在罗章龙的引荐下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游天洋，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士，1919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唐山分校，随后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进行了实习。这位年轻的游天洋心怀壮志，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深感不满，立志以改革社会为己任。在北京大学期间，游天洋积极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广泛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主持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会。此外，他还主办了讲演会和纪念会等活动，如饥似渴地研习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理论。在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游天洋逐渐认识到“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核心战略，劳动群众更是革命的先锋力量”。他誓言投身群众，唤醒民众，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斗争，以实现改造社会、报效祖国的宏伟理想。

洛阳，地处陇海铁路的重要交汇点，自1921年起便拥有超过1500名的铁路工人。这些工人身处政治边缘，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内心深藏着浓重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反抗的火种不时在他们中燃烧。李大钊敏锐地洞察到了洛阳工人运动和斗争的现状。在1920年的年底，通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引荐和李大钊的帮助，游天洋抵达洛阳，被任命为陇海铁路洛阳车站的员司，即工程师。翌年秋季，中共北京区委在洛阳设立了《工人周刊》的发行站，并聘请游天洋担任发行员及特约通讯员。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率先在工人中推广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工人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以及北京出版的《晨报》等，向工人群体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洛阳工人中的传播，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逐渐认识到自己贫困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开始明白，若要改变自身命运，就必须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为了实现团结，洛阳陇海铁路的工人借鉴了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的经验，成立了同人俱乐部。

二、主掌陇海铁路大罢工，并积极推动河南党组织在洛阳的发展

1921年11月20日，为反抗法国资本家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以洛阳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的消息传到北京，20日当晚，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会议作出三项决定：首先，由我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名义派遣代表前往洛阳，与罢工指挥机构建立联系，全力以赴支持罢工，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次，书记部将储备力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派遣一个工作组前往协助；最后，号召各工会公开募捐，支援陇海铁路罢工，并向各公众团体发出呼吁，寻求他们的支持。李大钊亲自决定，派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化名文虎）前往洛阳，亲自指导陇海铁路罢工运动。

11月22日，罗章龙肩负中共北京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使命抵达洛阳，与游天洋彻夜商议当前局势，并拟定出“誓守罢工阵地，直至取得全面胜利，方肯罢休”的斗争策略。中共北京区委召开会议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迅速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京汉、粤汉、津浦、京绥、京奉、正太等铁路的工人阶级积极支援陇海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1月22日和23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连续秘密集会，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一、致信洛阳陇海路工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并准备在经济上提供援助；二、致信陇海路驻京办事处，敦促其尽快圆满解决争端，否则京汉路工人将与其并肩作战，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三、致信郑州京汉路工人，坚决抵制调遣路工至陇海路的阴谋。京汉路和津浦路工人联合发表声明，承诺捐赠八个月的钱粮以支援陇海铁路工人的斗争。社会各界舆论也纷纷表达了对陇海铁路大罢工工人的同情与支持。在中共北京区委以及李大钊的英明领导下，得到其他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全力支持，陇海铁路的广大工人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斗志，成功挫败了资本家和陇海铁路当局企图分化、瓦解工人的阴谋。11月26日，陇海铁路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罢工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馆内雕塑。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洛阳的广泛传播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二者实现了有机融合，尤其是陇海铁路大罢工的辉煌胜利，标志着在洛阳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日趋成熟。李大钊与罗章龙相继推介游天洋加入党组织，并委托他于中原大地积极拓展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游天洋由此成为洛阳地区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秉承李大钊的指示，游天洋在洛阳全力以赴发展党员，构建党组织。12月24日，罗章龙与游天洋共同介绍白眉珊、王福顺入党。随后，游天洋与白眉珊、王福顺携手建立了河南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游天洋担任组长一职。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河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建党序幕，使河南成为了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省份之一。中共洛阳组的成立，犹如点燃了中原大地上的革命星火。不久后，中共洛阳组吸纳了工人积极分子王恩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之初，中共北京区委及李大钊同志再次派遣共产党员李振瀛同志赴洛阳，肩负起陇海铁路建党工作的指导重任。在李大钊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洛阳为轴心，迅速在陇海铁路沿线如郑州、开封、观音堂、徐州等地展开党员发展工作，并成立党组织，全面启动了团结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的行动。同年12月底，罗章龙、游天洋同志巡视至陇海铁路归德（今商丘）站，成功建立了该站的党组织。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后，罗章龙、游天洋同志抵达观音堂车站，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念。次年年初，观音堂火车站亦成立了党组织。1922年6月，郑州党小组正式成立。9月，陇海铁路开封车头厂党支部应运而生。12月，彰德（今安阳）火车站党小组亦宣告成立。至年底，河南境内的京汉铁路、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及焦作等地均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党员开展活动。河南由此成为全国最早建党的重要地区之一，革命运动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李大钊三访洛阳求吴佩孚

吴佩孚，直系军阀中的佼佼者，以洛阳为稳固的基地，在1919年至1922年这一时段，其势力与影响力显著，甚至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密切关注。为了争取与吴佩孚的合作，李大钊不惜三次远赴洛阳，亲自登门拜访。

李大钊，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深信马克思主义；而吴佩孚，则是一位封建军阀。他们之间的联系，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因素。首先，共产国际在成立之初便确立了“联合吴佩孚”的战略方针。自1918年起，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迅速崭露头角，其势力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共产国际视其为潜在的合作伙伴。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便派遣人员前往各国展开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联络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接触了江亢虎、黄介民、戴季陶等人；在北方寻求与吴佩孚合作，在南方则试图与孙中山建立联系。1920年春，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首次访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时，便肩负着“联合吴佩孚”的使命。到了1921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中国，协助筹备中国共产党，便着手制定了“与吴佩孚建立联系”的政策。因此，李大钊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自1922年一二月间起，便开始与吴佩孚方面进行接触。

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中的崭新精英，五四运动前后崭露头角，成为直系军阀中的实力派，地位迅速攀升，成为北洋军阀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接连不断发表通电，对时局表达看法，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力主废除中日秘约，并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通电几乎成为了报端的常态，每一篇都洋溢着爱国情怀，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民众的深切关怀，以致于“吴氏之通电，几无日不有，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因此，吴佩孚的名声如日中天，无人不晓，其行为亦无人不瞩目，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有人甚至将他视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站在人民立场的“英雄”，将他推崇为“救时之伟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提出“联合吴佩孚”的策略，实属意料之中。共产国际的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

当然，李大钊与吴佩孚开始并不认识，他们之间建立联系，得益于白坚武这个中间人。白坚武，河北泊头人，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两人在毕业后交往非常密切，情同手足。1922年初，吴佩孚请白坚武到洛阳任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主要幕僚和心腹。通过白坚武，李大钊与吴佩孚之间才有了联系与交往。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当时的局势，1922年6月上旬，李大钊与吴佩孚在保定进行了第一次直接会谈，主要议题是如何组织“好人政府”问题。此外，这次会谈还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协调吴佩孚与新内阁与苏俄建立关系，同年8月，苏俄派遣新代表、特使越飞访华，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的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二是关于工人运动的开展，李大钊与吴佩孚会谈不久后，吴佩孚通电宣布了“保护劳工”等“四大政治主张”。保定会谈的成果，坚定了李大钊与吴佩孚继续深化联系的决心与信心。

◆吴佩孚

李大钊第一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1922年6月，李大钊与吴佩孚在保定会谈，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2年7月，李大钊第一次到洛阳，争取与吴佩孚合作。由于李大钊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威望，吴佩孚对他比较重视。一向孤傲自信的吴佩孚，极力推荐李大钊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但李大钊予以婉拒，并推荐蔡元培出任。这次洛阳会见，李大钊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希望他能履行承诺，支持工人运动。吴佩孚于7月底，又通电“保护劳工”，欺骗社会舆论。后来李大钊谈到这次会谈时曾说：“吴佩孚终究是吴佩孚，我们对他不宜抱有过高的幻想。我此次前往洛阳与他会谈，即便他发出了那样的通电，也算不虚此行。”

李大钊再度莅临洛阳，与吴佩孚展开深入交流。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构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进一步强调，应联合全国各革命党派，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打造民主的联合战线。8月中旬，李大钊抵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西湖特别会议。会议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重点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旨在实现国共合作。会上，李大钊分享了与吴佩孚首次会面的经过，孙、吴合作议题再次被提出，陈独秀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西湖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讨论中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结束后，他与林伯渠一同会见孙中山，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西湖会议之前，李大钊便有再次前往洛阳的打算。经过与孙中山的多次交谈，他于9月8日再次抵达洛阳。李大钊对此次与吴佩孚会谈充满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孙中山抵达上海后，态度冷静，表示愿意放弃护法主张，将军队权力收归中央，打破各省割据的局面，洛阳（指吴佩孚）对此表示一致。李大钊第二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的核心内容是，向吴佩孚传达了孙中山关于恢复国会、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和削弱地方督军势力的意见；对于此前直系与奉系军阀之间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吴佩孚移师郑州的传闻，他认为是“谣传”。吴佩孚表示，若孙吴能够实现合作，他愿意率领数十万士兵前往大西北的青海、新疆等地开荒种地。作为中间人，李大钊对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削弱各省督军的权力、实现中央集权困难重重。显然，李大钊认为，孙中山和吴佩孚有合作的可能性，但面临重重困难。他指出，中国的督军师长们，实则与商人无异。他们与一般商人的区别在于，一般商人通过倒卖商品获利，而军阀则通过在自己统治的地盘内征收苛捐杂税谋取私利。9月11日，李大钊带着希望与焦虑，离开洛阳返回北京。李大钊第二次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与吴佩孚及孙中山建立的联系，为共产国际进一步争取吴佩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第三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经过几次的接触和会谈，孙中山、吴佩孚基本了解了对方的目的。为实现孙、吴合作，1922年10月，李大钊第三次来到洛阳做最后争取吴佩孚的努力。这次李大钊不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而是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来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的，因为此时李大钊已经成为国民党跨党党员。与李大钊一起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王励斋。吴佩孚对李大钊一行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李大钊等到洛阳的第二天是“双十节”，吴佩孚主持纪念辛亥革命首义大会及阅兵式，邀请李大钊、张继、王励斋参加；下午，吴佩孚派白坚武和他的参谋长陪李大钊一行游览关林、龙门、香山寺。在会谈中，孙中山、吴佩孚双方都开出自己的条件，共产国际为了促成孙、吴合作，也拿出了很大的诚意。但是，孙、吴双方在根本问题上互不让步，也无法让步，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无果而终。

曾一度对孙、吴合作寄予厚望，并为此奔走数月的李大钊深感失望，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关系，也随着吴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而渐行渐远，直至决裂。1922年秋天，吴佩孚下令武力镇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掀起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吴佩孚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当时，李大钊正在武汉，消息传来，他“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前更黑了”。他当即对吴佩孚的罪行进行声讨，并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坚决不住在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友人家中，以示与吴佩孚彻底决裂。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敌人许以高官厚禄，他严词拒绝，说“张作霖是凶狠之徒，吴佩孚是狡猾之辈，我岂能为其效力？”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及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借助游天洋之力，在洛阳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并将其与工人运动相融合。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陇海铁路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李大钊亲自引入游天洋入党，创立了河南省首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从而在洛阳乃至中原地区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受到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及争取吴佩孚策略的启发，李大钊曾三次赴洛阳，积极争取吴佩孚，力图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然而，由于孙、吴立场迥异，合作终究未能实现。尽管如此，李大钊与吴佩孚的会面在政治上仍有所收获。他借助吴佩孚的人脉，促进了洛阳和河南党组织的壮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展。1922年夏日，吴佩孚意图清除交通系在铁路系统的势力，渴望借助中共的力量。李大钊便趁机向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推荐六名共产党员担任铁路密查员，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李大钊派往陇海铁路的共产党员张昆弟，在陇海铁路工人中成功发展了冯万祥、凌必应、杨生发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一批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