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帷幕徐徐拉开，庄严肃穆的气氛弥漫在人民大会堂内。

在大会即将正式开始的庄严时刻，万众瞩目的毛泽东主席步入会场。他的目光并没有立刻投向主席台前的稿件。

主席的视线在与会代表们之间来回搜寻着，似乎在寻找一位特定的老战友。他并没有立即宣布会议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的声音在会场中响起，带着一份特殊的关切与询问：“海东同志来了吗？”这句简短的问话，揭示了一段横跨三十余载的深厚革命情谊。

它也预示着一段在特殊历史时期，依然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重逢。这段关系，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更是革命初期患难与共的真实写照。

最终，这份情谊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得以完成了最后一次充满温情的相见。其背后蕴含的，是对革命功勋的肯定，以及对忠诚之举的永恒铭记。

绝境逢生

1935年秋，中央红军历经漫长跋涉，终于抵达陕北。长征的尾声，却是另一段艰难困境的开始。

时序已近十月，冬季的严寒气息已然开始笼罩这片土地。部队的物资供应，在漫长的征途中几乎消耗殆尽。

战士们身上穿着的，依然是薄薄的单衣，根本无法抵御陕北即将到来的刺骨严冬。过冬的物资，成为了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头等大事。

后勤部长杨至成心急如焚，他将部队面临的困境如实汇报给了毛泽东主席。据杨至成的报告，中央红军至少需要两到三千大洋，才能勉强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

然而，实际可供调用的资金，却只有区区一千大洋。这巨大的资金缺口，让整个指挥部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商议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决定向当时驻扎在陕北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即由徐海东将军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借钱。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并非易事。此前，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之间曾存在一些路线上的争议与摩擦，这使得向友军借款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然而，毛泽东主席看重的，是眼前的燃眉之急和革命的整体利益。他坚信，在共同的革命目标面前，这些分歧都可以暂时搁置。

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了一张借条，上面清楚地写着“借洋二千五百元”的字样。这张借条，承载着中央红军过冬的希望。

杨至成带着这张特殊的借条，前往红十五军团驻地，找到了军团长徐海东。当徐海东接过借条时，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愧疚。

他立即召集了军团供给部长查国桢，询问军团的财政情况。查国桢素有“守财奴”之称，平日里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查国桢向徐海东汇报，军团目前账面上还有七千大洋。但他同时表达了顾虑，认为这些钱对于军团自身的日常开支来说，也并不算宽裕。

面对供给部长的担忧，徐海东没有丝毫犹豫。他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面临的困难，远比红十五军团要大得多。

徐海东当即拍板，决定从军团的储备中拿出五千大洋支援中央红军。他坚持只为军团留下两千大洋，以备不时之需。

令人动容的是，徐海东在做出这个决定后，甚至亲自将毛泽东主席的借条撕毁。他认为，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兄弟部队之间无需立此字据。

随后，徐海东亲自带着这五千大洋，赶往中央红军所在地。他将这笔宝贵的资金，亲手交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

这笔“雪中送炭”的巨款，如同久旱甘霖，瞬间缓解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对徐海东的慷慨相助深表感谢。

彭德怀元帅甚至戏称徐海东为“财神爷”，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与感激。毛泽东主席在后来也多次提及此事。

他感慨地说道：“多亏了那五千元！”这句话，不仅是对那笔钱款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徐海东在危急时刻坚定忠诚与无私奉献的铭记。

徐海东的这一举动，不仅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更在政治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它有力地证明了在革命大局面前，一切个人和局部的利益都必须服从全局。

这场危机中的慷慨相助，成为了毛泽东与徐海东之间深厚情谊的坚实基石。它预示着未来数十年，这份特殊的情谊将持续升华。

半生关怀

从1935年的陕北雪夜，到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的关怀从未中断。这份情谊，超越了寻常的同志关系。

抗战时期，徐海东因多年的征战和旧伤复发，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常常遭受病痛的折磨，已经难以继续在前线指挥作战。

毛泽东主席得知徐海东的身体状况后，心痛不已。他亲自为徐海东题写了“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大字。

这八个字，不仅仅是对一个病中战友的慰问。它更是最高领袖给予的特殊批示，意味着徐海东可以完全放下前线的一切事务。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被准许长期休养，并且得到如此明确的保障，实属罕见。此后，徐海东将军便未再指挥作战。

尽管离开了战场，但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的这份情谊并未因此淡薄。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时，毛泽东主席再次展现了他对徐海东的特殊情谊。

在讨论大将人选时，毛泽东主席坚持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当时，徐海东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

他本人也表现得十分谦逊，认为自己资历尚浅，且长期养病，不应位列大将之尊。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耐心劝说徐海东接受这一荣誉。

最终，徐海东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排名仅次于粟裕，位列第二。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历史功勋的高度认可。

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的关心，甚至体现在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在广州视察期间，曾特意嘱咐司机。

当车队经过徐海东的住处时，司机务必熄火滑行。主席的理由很简单，他担心汽车的引擎声会打扰到正在病中休养的老将。

这些点滴的细节，无不彰显着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发自内心的体恤与尊重。这份长期的照拂，让徐海东将军深受感动。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赞扬徐海东，称他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份“大功”，不仅指他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包含了他在关键时刻对党中央的坚定忠诚。

九大之约

时间来到1969年，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许多老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审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1969年3月31日晚，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住处审阅九大代表名单。

当他仔细审阅这份庄严的名单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本不应缺席的名字——徐海东。他立刻抬起头，询问身旁的周恩来总理。

“怎么没有徐海东的名字？”毛泽东主席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和不满。周恩来总理随即明白了主席的关切。

他立刻赶往人民大会堂，那里正在召开相关会议，讨论代表名单的最终确定。在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毛泽东主席的疑问。

然而，一些“有关人员”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徐海东将军身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不适合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

这种反对意见，无疑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普遍存在的审查氛围。但周恩来总理坚决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令。

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毛主席说，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至于他身上的问题，以后再说。”

这句话掷地有声，立即平息了会场的争议。周恩来总理强调，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

最终，在毛泽东主席的坚持和周恩来总理的有力推动下，会议决定邀请徐海东出席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让他进入主席团。

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4月1日早晨，正在北京休养的徐海东将军突然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通知。由于此前他并未在代表名单上，这个通知显得格外突然。

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邀请他参加九大时，这位戎马半生、伤病缠身的老将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颤抖着声音，坚定地表示：“就是死，我也要去！”这句话，饱含着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与深切感激。

1969年4月1日，九大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主席台下，万众期待着毛泽东主席宣布会议开始。

然而，当毛泽东主席步入会场后，他并没有立刻宣布开会。他的目光再次习惯性地在会场中巡视。

他再次开口询问：“海东同志来了吗？”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在庄严的大会堂内，却显得格外清晰。

此时，徐海东将军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入会场。他的身旁还带着氧气瓶，可见身体状况十分虚弱。

当他听到毛泽东主席的呼唤时，尽管身体不适，他依然激动地挣扎着，试图从轮椅上站起来，回应道：“来了！”

毛泽东主席看到徐海东将军的身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向着徐海东的方向挥了挥手，表达了亲切的问候。

直到此刻，毛泽东主席才终于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序幕，因这份特殊的重逢而显得格外温情。

徐海东将军坐在轮椅上，泪流满面。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不忘旧恩，对自己的革命功勋的肯定。

笔者以为

1969年九大的这次重聚，成为了毛泽东主席与徐海东将军一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历史事件。

这次相见，清晰地展示了早期革命者之间彼此信任、患难与共的珍贵品格。它超越了政治的浮沉，也超越了个人一时的得失。

这份情谊，是对忠诚者的最大褒奖，也是对革命功勋的深切肯定。它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不仅是维系队伍的纽带。

更是铸就历史丰碑的精神基石。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毛泽东对徐海东的执着维护，彰显了领袖对革命情谊的珍视。

1969年10月，徐海东将军被安排前往河南郑州休养。他的身体状况在九大之后，仍然未能得到根本好转。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在郑州溘然长逝，享年70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忠诚和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