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河长流 来源于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文：舒生

美国和法国是最早以法律形式宣示人权的国家，其宣言的具体表述虽有差异，但实质上大同小异。其核心都是申明主权在民，反对专制。两国人权相关的宣言都有明确界定。

最早进行人权宣示的是1776年6月问世的美国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其第二条规定：

“所有权力都属于人民，因而也都源于人民；所有行政官员都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服从人民。”

第三条更进一步规定：

“政府是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礼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是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因此，当发现任何政府不合乎甚至违反这些宗旨时，社会大众享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以公认为最有助于大众利益的方主改革、变换或废除政府。”

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发表一个月后，闻名世界的美国《独立宣言》从“天赋人权”的角度申明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习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美国权利宣言的这一思想如今已风靡全世界，但在那个时代却是振聋发聩的革命宣言。在那之前，君主制才是政治正统，国家的主权在统治者而不在民，现在则颠倒过来，国家的主权在民不在统治者。既然是主权在民，统治者就只是人民的公仆或代理。

如果统治者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甚至奴役压制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利推翻这样的统治。正如美国马里兰州《权利宣言》第四条规定：要求人民不反抗暴政和压迫的教条是荒谬的，是对人类幸福和善的奴役和摧毁。

当时这一宣言主张主要是为了摆脱英王的殖民统治，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

美国权利宣言深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则是其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宣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言开篇便告诉国民：

“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经常针对着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其第二条还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这一宣言直接把国家视为“必要之恶”。所谓“必要之恶”，就是人们为了社会秩序和个人福祉不得不需要国家，没有国家，社会就可能因为陷入无政府状态而瘫痪，从而使得个人的一切均无保障。但国家在必要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一头庞然大物，如果不加限制，它就会吞噬掉个人。

专制国家，正是这一“必要之恶”不受限制带来的恶果，它已经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现在高举人权宣言，正是要对这一“必要之恶”进行约束和限制。其第三条规定：一切主权在本质上均源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这一规定如今被概括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对政府和一切权力组织的约束和限制。而且“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而国民则“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事情都不得阻止”。国民这一权利就是今天所说的“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源头。

为防止统治者侵犯人权，宣言规定了诸多人权，如言论自由、无罪推定、赋税民定、财产权等，并且这些权利有国家武装力量的保障。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被认为是法国给予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

以前，在法律主要规定的是政府首脑的权利，某些阶层的特权，个人或某些特别团体的特权，臣民的普遍权利则只能以对国家的义务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确定的个人法律权利的形式出现。

《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次给实证法（世俗中为具体实践提供依据的法律）注入了个人权利可以对抗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这一观念，而这之前只在自然法中存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向国家高呼“人权”。

德国法学家格奥尔格·耶里内克说：“厘清在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的真实界限是任何有远见的人类社会必须要解决的最高问题。”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便是对这一最高问题的一种解决——尽管其理念至今并未完全实现甚至充满争议，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有远见、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