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我三次上书主席。

（节选）

作者：李锐

在“大跃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我有幸担任主席的兼职秘书，曾先后三次提笔，向他倾诉我对这场运动的个人感悟。这三次的笔触，无不流淌着我对于“大跃进”的所思所想。主席对每一封来信都给予了关注，有的反馈是在私密交谈中的即兴点评，有的则是在公共场合中引起众人侧目的热议。如今，当我回顾那段时光，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主席听闻我戏称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禁笑了出来。

1958年6月的初期，主席曾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提及了当年钢铁产量要实现翻倍的目标。随后，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期间，我前往上海，负责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的下放会议，并参与了华东区的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批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迅速而紧密地安排“大跃进”战略的关键举措。在离开上海的前一晚，即7月7日，我向主席寄出了第一封具有工作性质的书信。

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问题虽需采取‘霸蛮’（注：此乃湖南方言，意指勉强硬干），但有些问题即便‘霸蛮’也难以解决。”我还提到，“尽管大家确实都鼓足了十二分的干劲，但在计划制定上，‘留有余地’的理念却鲜少被采纳”，“人们普遍不愿意倾听困难的声音，困难之音有时也让人难以启齿，至少先给自己戴上‘中游’的帽子，才便于开口谈论。”（此信存有副本）

此信寄出不久，恰逢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会议决议，为达成钢产量翻倍的高目标，号召全民参与炼钢；同时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并呼吁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此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与公社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我的信件与当时的狂热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一股冷水。彼时，主席正沉浸在“大跃进”的热情之中，对我的信件自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未曾与我交谈，会议之后亦无相见之机。

至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召开之际，局势已然发生了转变。“大跃进”初期的狂热情绪逐渐消退，诸多乱象与问题逐渐显现，中央决策层开始趋于冷静。在会议的首日，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需要适度调整氛围。或许这正与他之前收到我的信件有所关联。会议刚开始的那天晚上，我接到通知，需前往主席的住处——东湖招待所。

我对这里颇为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便坐落于此。在那段1952年我自湖南迁往北京之前的夏日，我在此地的中南局组织部进行谈话期间，曾短暂居住于这家招待所数日。那是一处形态不规则的廊式平房，位于东湖之畔。

在会面之际，主席首先提及了这封信，并表示“其观点显得不够清晰”。我并未多做阐释，心想这不过是“不合心意”罢了。短短一个小时的交谈中，如今仍能回忆起的议题有三：首先是关于大炼钢铁的讨论，我们探讨了“小土群”的问题，指出数千万人上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且绝非长久之计。钢铁的生产离不开“大洋群”，否则无法保证其质量，进而影响到用户，尤其是机械行业将面临一连串的问题。我最后总结道：“不到黄河心不死。”他听后也笑了起来，显然这些话语已深入人心。接着，我们谈及了大炼钢铁带来的乱砍树木、破坏森林的恶劣后果，我对此已有耳闻，并联想到水土流失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一议题未能深入探讨。

第三件涉及的是粮食产量夸大问题，我特地向他提出疑问：你身为农村出身，又在农村生活多年，为何会相信一亩地能产出上万斤甚至几万斤粮食？他回应说，是因阅读了钱学森撰写的文章，对科学家的观点深信不疑。原来在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的时期，钱学森曾在报纸上发文，提出通过科学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一亩地理论上可产出数万斤粮食。

主席对钱的文章反响显著，我内心深处却想：一个亲身耕种过土地、对农业了如指掌的人，或许更看重的是民众的昂扬斗志，并坚信这种高昂的积极性或许能带来奇迹。不愿对这份“热情”泼冷水，因此对高产“卫星”现象，我选择相信其存在，而不愿轻易否定。说受到钱文的影响，是否有些逃避责任之嫌？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也坚信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7500亿斤，这个数字是比上一年翻了一番，他对此感到十分满意。（然而，事后核实的结果仅为4000亿斤。）

这一晚的交谈让我深感，无论是钢铁还是粮食，主席的头脑确实更为清醒。面对“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的重言，他不仅没有轻视，反而露出了笑容。尽管他依然坚持公布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但他却号召大家抵制造假行为，并直接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夸大其词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无疑有助于平息工作上的过热情绪。

主席对我提出的第二封信表示了批评，指出其内容虽骨架清晰，却缺乏具体细节和深入阐述。

1959年的春日伊始，“大跃进”与公社化运动的势头相较往昔有所减缓，农村地区着手对公社进行整顿，部分工业指标亦呈现下降趋势。然而，问题并未得以根本性的解决。在整顿过程中，人民公社陆续显现出一些之前未曾察觉的政策问题。在工业领域，问题尤为凸显，尽管钢产量等指标已有所下降，但与预期可实现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一些部门和地区正纷纷争夺原材料、设备以及资金。

此刻，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问题的繁杂与矛盾的交织，屡次思考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否能够实现。若此问题不得解决，其他诸多难题便难以应对，进而影响到全局。在一次会议中，我有幸遇见了计委的廖季立委员，他身兼计委委员与综合局局长二职，我们曾在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一同被关押在保安处，因而相识。我坦率地向他询问，2000万吨的钢铁产量目标是否能够达成；他也直言不讳地回应，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基于此前的铺垫，我在二月底或三月初向主席呈递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件（遗憾的是，该信件的草稿至今未能寻回）。信中主要阐述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必须进行下调并得到切实执行，以避免对整体局势造成不良影响。若不然，最严重的问题将是同一机部的内部矛盾难以化解。一机部的主要产品依赖于钢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电力供应也无法得到保障。在信件的结尾，我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信稿完成后，恰逢周太和（陈云的秘书，曾在延安时期相识），他将信件呈交给陈云审阅。随后，他对我说，信中提及的问题诸多与计委相关，建议将信件副本也提供给李富春过目。于是，我将信件的副本转交给李富春，而原件则直接呈送主席，并在说明中提及已同时向富春提供了一份副本。

1959年三月，上海会议的主要议题聚焦于当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会议伊始的短短数日内，我接到了通知，得知主席将与我进行一场谈话。

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主席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主席说，“为何只给他一些骨头，而不给予肉食？”我的第二封信或许过于简略（这与武昌谈话中提到的第一封信“观点不明确”有关），主旨在于阐述1959年钢铁指标肯定无法实现的理由，以及若不及时落实，将导致的严重后果。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认可，否则谈话不会如此轻松愉快。

临行前，乔木向我提及，上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在宴请期间，主席询问苏联是否曾面临粮食过剩的困境。赫鲁晓夫回应称苏联未曾遭遇此类问题。乔木当时对此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在与主席的交谈之后，我深受鼓舞，下定决心要提出更多建议。于是，我立刻着手撰写了第三封信。幸运的是，这封信的初稿得以留存至今。

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作者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主席的兼职秘书——编者注），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主席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主席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此处省略）

根据当时的气候状况，信中所述观点颇具锋芒，涉及“冷与热”、“浪漫与现实”以及“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制定计划时应避免“起伏不定，大起大落”的现象；探讨了工业与交通之间的比例，以及工业跃进的合理限度；甚至提及“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某些负面影响”；指出人民因担忧偏离总路线和立场问题而不敢勇于质疑。这些观点无疑直指主席的思考心态。

主席倡议大家以海瑞为榜样。实则意在告诫，切勿效仿海瑞之举。

在上海会议落幕不久，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进入最后一天，主席发表了一场时长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在讲话中，主席对“大跃进”运动一年多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提出了十六个问题。他旁征博引，既论古论今，又直言不讳，触及了众多党内高层之间的历史纷争；言辞激烈，情绪饱满。尤其是当谈到第十四个问题时，即提及挑选几位秘书之事时，他的语气愈发激昂。

需招募数名通讯联络员，暂定为秘书，目标从三个委员会（计划、经济、建设委员会）和两个部（冶金部、机械部）中挑选，每个部门一人，人选由我亲自挑选。需寻找那些具备一定马列主义思想、思维敏捷的人选，以便与你们形成良性竞争。初期可逐步扩大范围，逐步吸纳更多部门的人员。比喻为“前车之鉴，后车效仿”。你们能招募通讯员，我为何不能？难道你们能阻止我吗？我已经物色到一位名叫李锐的人，他在长江水利部门与林一山意见相左。他给我写了三封信。我认为此人是个好人，头脑清晰，只是略显胆小，他在写信给我之前会先给李富春看，因为他担心的是你的直接上司，而不是我；我这里并非正统，而是如同插上了野鸡毛。

此时，主席高声发问：“李锐是否已经到来？”我位于会场后排的座位上，只得起身回应。主席接着指示：“你为何坐在后排？来，坐到前排去！你撰写的内容，是否有了实质内容而非空洞？给我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吧！你寄来的三封信件，对我大有裨益，我深表感激，这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谈及第十五个议题，即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主席再次点名，说道：

李锐对于恐惧鬼怪有所忌惮，但决心改变这种心态。他倡导大家要勇于解放思想，摒弃对鬼怪的恐惧。当前，我们同志之间弥漫着一种不健康的氛围，担忧遭受打击，总感觉不知何时会波及自己，因此行事小心翼翼。然而，公事公办，何必害怕？只要不涉及生命，其他种种都可以接受，哪怕是戴上皮带的帽子、受记过处分、被撤职、甚至开除党籍，或是面临离婚的命运。正如古人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王熙凤既是治世之才，也是乱世之枭雄。若是不愿割舍生命，就无法做出最终决断。回顾历史，岳飞虽被斩首，比干亦被挖心，而明朝时期的廷杖制度更是残酷，无数人因此丧命，甚至有数百上千人被推出午门斩首。然而，这些勇敢的人敢于直言进谏。相比之下，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显得不够勇敢，不愿直言不讳。他们只是害怕受到排挤，害怕失去职位，害怕失去选民的支持。我已将这些人的顾虑讲得明明白白。我曾对陈伯达说过，你不愿直言，只是害怕失去选票。即便是封建时代的人物，也不至于如此。毕竟，开除党籍、撤职、记过、离婚，乃至被砍头，也只是一瞬间的痛苦。风波亭的悲剧还要继续上演，为何岳飞的头颅不能成为英勇的象征？

随后，话题转向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在此，主席引用了海瑞不畏生死，勇于直谏的典故，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主席指出：

当前局面下，对我的不足之处鲜有直接批评。即便采用委婉的方式提出批评，也未尝不可。我曾将《明史·海瑞传》赠予彭德怀同志阅读。您看海瑞那般直言不讳，他致皇帝的信件措辞尖刻，毫不留情。皇帝阅后，将信掷于地上，复又拾起细读，反复之后，虽觉海瑞性格刚烈，但仍认为他是个好人。然而，最终还是将他拘禁于狱中，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准备将他处死。嘉靖皇帝沉迷于炼丹修道，昏庸无为，统治天下四十余年，竟无一事可述。某日，皇帝驾崩，狱中之人告知海瑞，恭喜他，他将脱离牢狱，有望升迁。海瑞误以为这消息是虚假的，于是大吃大喝，以为即将被杀头。狱中之人告诉他，并非要杀他，而是皇帝已故。听闻此言，海瑞悲痛欲绝，将所食之物尽数呕吐出来。我们的同志中，能有海瑞这般勇气的人寥寥无几，海瑞的才智远超包文正。有一出戏名为《三女捻牌》，海瑞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将《明史》赠予彭德怀同志，同时也建议您（指总理）阅读，您是否已经看过？

总理答：“已看。”

李锐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现在是红得发紫啊。”

那晚，与我一并，田家英以及胡乔木等亦对主席的部分言论感到意外与困惑。家英更是直言，是否是因头晚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谈及海瑞，此番言论似乎是在勉励众人效仿海瑞，勇于直言，不应沉溺于今不如昔的哀叹，以至于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不及。家英向我阐述了乔木的观点：虽然多次引述海瑞之事，实则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过分夸大其词。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的见解颇为深刻，他对主席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吴晗所撰关于海瑞的论文，在庐山会议后发表于《人民日报》时，胡乔木曾添上了一段结语。）

我再度荣获此等赞誉，内心自然感到一丝慰藉；然而，一种不安情绪油然而生，担忧未来如何继续担任这个“秘书”一职？能否继续保持这种“似远还近”的状态？家英也对此提出了疑问，但他显得较为乐观。

翌日，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主要话题是本部与冶金部之间的合作关系。机械产品的研发周期普遍较长，其数量、品种以及质量三者均与冶金部所提供原材料密切相关，相互之间既有依赖又有制约。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计划的频繁调整、重点任务的转变，以及对小高炉和轧钢机的突击建设，导致了大量半成品的产生，特别是那些铁含量过高的产品，由于质量不达标，无法投入使用。赵部长计划就此问题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我想起在庐山会议期间，赵部长曾携带了一些无法使用的生铁样品，意图通过实物证据来阐述问题，但后来由于会议形势的突然变化，这些样品未能展出。

彼时，经济领域的领导同志亦向我咨询与主席交流的心得体会。我仅能依据个人所感，如此阐述道：还是应当如实陈述情况，无需过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听取或听闻后的反应，坦诚直率总胜过有所保留。

在那次由总理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上，总理对我在信中反映的情况表示了充分的赞同。

自郑州会议首度召开以来，历经武昌之会、二次郑州会议，直至上海会议，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我们直面现实，纠偏正误，对“大跃进”运动实施了逐步的收缩与降温。这一趋势无疑是积极的。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弹，原本旨在纠“左”的浪潮，竟被更为激进的“左”倾潮流所淹没。我个人经历的“一跌风波”虽不足为道，但党和国家所遭受的灾难，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